阿里、万科、华为的那点事，如何破解价值冲突的窘境?

德鲁克曾经说过，盈利只是企业经营的结果而不是目的。因此，企业家精神中，一定包含超越经济利益的价值诉求。二者之间的冲突，成了摆在企业家面前的一道永恒难题。

文/吴建国，


 

深圳市基业长青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 

坚守价值底线，其实并不容易

 

作为一个生意人，单纯追求经济回报无可厚非。但作为企业家，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简单。

 

当年刚进华为，就有幸聆听了陈珠芳老师关于企业文化的一门课程。将近20年过去了，虽然整体记忆模糊，但其中有个段落却印象极深。谈到企业文化核心作用的时候，陈老师的理解是“整合价值冲突，求取价值二难的解”。课堂上实在搞不明白意思，又实在不好意思发问，索性强记在了脑海里，希望课后继续思考下去。

 

经历了太多事情之后，意思也大致想明白了。商场上那些看似硝烟弥漫的轰动性事件，大多可以从中得到一些解释。

 

先说说互联网企业阿里。关于淘宝是在“打假”还是“假打”，外界的议论相当地热烈，但个中的是非曲直，其实无人详解。即便去问马云本人，他也未必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。道理非常简单，阿里今天所面临的，是一个典型的价值二难命题。打假是肯定的了，否则不仅和国家政策作对，也是和广大消费者过不去，更是违反了基本的商业伦理。但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他真的下大力气“将打假进行到底”的话，中短期看，则也一并把阿里的销售收入和市值打下去了，这时候大小股东就会站出来找他算账，而马云要继续通过购并做大事业版图，维持高成长而不至于被腾讯、京东等虎狼之辈所击败的话，结局就只能是一手打击极端恶劣的造假者，另一只手则轻轻地蹂躏一下其他造假者：哥们悠着点，假的别太过分就好。马云需要维持的局面就是打假的力度与中国的整个商业环境相匹配。他对这个价值二难问题给出的答案：商业利益为先，同时维持一个当下多数国人勉强可以接受的商业道德底线。这样一来，坚守阿里“客户第一”的价值理念，就变成“说到容易做到难”。

 

再说说传统行业中的万科。所谓野蛮人入侵，王石及其拥趸的说法就是宝能利用杆杠化资本的蛮力，达到其获取短期商业利益的目的，但很有可能会损害到万科的品牌价值和长期发展利益。但是，姚老板断然不会认同王石派的说辞，在坚持潮汕人闷头发财光荣传统的同时，他内心的反驳词大抵会是：“凭什么我就是鼠目寸光，要以牺牲万科的长期利益为代价呢？我难道就不能通过资本力量带来不同的公司治理，进而让万科焕发第二春、更上一层楼呢？”

 

此时此刻，不必纠结于任何一方是否在玩桌子底下的猫腻。其一，这根本上就是一个扯不清楚的问题；其二，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，水至清则必然无鱼。还是要回归到价值选择这个普遍性的商业命题上来，探讨一下事件中价值二难问题的平衡点选择。

 

假如此次进入的不是野蛮人，而是世界上“最干净”的钱，万科同样会陷入一个价值二难窘境之中：一方希望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观和事业目标前进，既享有资本市场拿钱容易的好处，又能规避资本市场简单逐利的弊端。而另外一方，则希望按照公开市场的交易规则，用金钱的力量，撬动公司治理，再由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，影响万科事业发展的格局。究竟谁对谁错，按照陈老师二十年前已经讲明的道理，并没有确切的答案，又是一个价值二难平衡点的博弈。

 

宝能的介入只是一个导火索，把万科一直存在的公司治理问题引爆出来，让以王石为代表的管理层与原来大股东基于“人格化”默契所建立的价值平衡点被打破，经过前期与宝能的谈判，管理层预计未来新的平衡点非常不利于自身的权益保障，这里的利益既包括所谓物质利益，也包括决策管理权以及诸多掺杂创始人个人因素的价值主张。因此，王石才会毫无顾忌的奋起而战。

 

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：无论任何一方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、管理层是否产生重大变革，管理层均会与主要投资方谈好条件，达成一种双方均可接受的阶段性平衡点。比如，管理层会承诺更加关注股东价值，而资本方面也会承诺管理层可以“管理层收购”等方式适度增持股份。双方再在一起就公司治理——董事会与经营层权责问题达成新的一致。

 

人们普遍认同，王石今天喝到的这杯苦酒，是他一手酿成的，作为一家现代企业，在公司治理结构与价值观坚持之间，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系。马云当年之所以断然采取合伙人制，让持股不足10%的合伙人团队能够选举产生50%以上的董事会成员，就是在明知股权不足的情况下，布下的一个可以长期掌控公司的治理方案，让自己的经营理念及其背后的经营哲学可以继续实践下去。

 

没错，捍卫自己的权益诉求及其背后的核心价值观，是一件非常艰难而持久的工作。如同一位高僧，不经历长久的磨难与修行，就不可能达到“涅槃寂静”的至高境界。这些年来，王石游遍名山大川，阅尽湖光山色的同时，也逐渐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活动家，与万科的运行轨道渐行渐远。因此，“惨遭暗算”是假，没有坚守才是真。

 

如何才能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观？

 

那么问题就来了，连王石这般既胸怀梦想又坚毅执着的企业家都难以守得住，其他企业如何才能长期捍卫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呢？好在中外企业长期实践下来，已经总结出了三套各有瑕疵的“不完美”解决方案。

 

一套是进取型的解决方案——让企业价值观变得异常强大。从创业开始，就要构筑非常强大的企业文化——使命、愿景、核心价值观，并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，将其渗透到企业规则体系中去，成为管理者和员工的行为指南。国内企业中，任正非就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，华为以客户为中心、以奋斗者为本、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核心价值观，在28年里持续得以强化，锻造了一批又一批坚定的捍卫者。这样一来，即使外来者入侵的话，都很难撼动，最终要么被同化，要么就只好走人。国外企业中，屡创电脑动画票房纪录的美国皮克斯公司更有代表性，当年乔布斯在皮克斯最困难的时候，投资成为了第一大股东，但却无论如何无法撼动卡特姆为首的皮克斯创始人的核心价值观，只好充分放权，由着皮克斯创始人团队按照自己的方式，把公司带到了电脑动画电影的巅峰位置。后来，为了皮克斯更好的发展，乔布斯说服卡特姆将公司卖给了曾被击败的老对手迪斯尼，但在收购要约上，卡特姆坚持要写下的就是必须维持皮克斯的核心价值观不变。任正非与卡特姆谁也不认识谁，但却都做了一件对企业长期发展至关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发自内心的用实际行动来捍卫企业核心价值观。别人休想改变，哪怕这个人是神一般的乔布斯。

 

另外一套是保守型的解决方案——不要上市。著名的德国博世、美国科勒、中国华为都深谙此道。道理更加简单明了，除去无人可料的非市场因素之外，市场规则就是资本规则，确实不是所谓情怀或道德可以左右的。你既然得到了上市带来的所谓融资与透明的好处，也必然要承担外部资本市场左右公司命运的代价，钱这玩意是中性的东西，既可以拿来牟取暴利，也可以用之济世救民。即使在资本市场高度发达的美国，只要不是违法的事情都被允许。人们当然会从道义的角度，憎恶索罗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对泰国所下的“黑手”，但从市场的角度看，索罗斯不愧为一位金融高手，可以充分利用人性的弱点获取最大的利益回报。这就是商场上常见的价值悖论：如果索罗斯明明看到可以赚钱的好机会，但为了捍卫人道主义精神而不去做的话，他就是一个十足的大傻瓜，投资人会请他下台；而无论是索罗斯或者别人，只要做了同样的事情，则必然会接受所谓道德的审判。这就是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洗脱的负罪感。好在马克斯.韦伯在其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中，已经对此作了可以接受的道德诠释。而人类普适的道德标准，也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，被推高到一个新的平衡点。典型的例子就是，全球越来越重视环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价值平衡，可以预见，未来依靠破坏自然环境而获利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，但这同样需要配套的制度约束而非仅仅依靠道德的力量。

 

还有一套就是折中性的解决方案。如果基于发展考虑，选择失去绝对控股地位（上市或不上市）的话，就需要在公司治理上做出非常规性的制度安排。马云采取的就是一种典型的“同股不同权”（部分类似于谷歌、脸谱等公司的双重股权结构）的方案，作为创始人股东，可以放弃绝大多数利益权，但必须保留对重大决策的控制权，即使因此而无法在香港上市也在所不惜。华为采取的虚拟受限股，是非上市公司可以采取的另外一种基于同样考量的制度性安排——任正非只保留1%左右的利益获取权，但却从来没有出让过在重大决策上的控制权。

 

一位企业家朋友，曾讲过一个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：二位曾经患难与共的好兄弟，其中一位长期外出打工，留下妻子在家，托付给他的这位挚友照料，未曾想这位好兄弟却与留守妻子日久生情，二人都萌发了跨越边界的冲动，在即将发生关系的刹那，好兄弟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之中：跨界，可以满足二人的欲望，但会长期接受良心的谴责；不跨，守住了道德的底线，但却让自己终身留憾。华为坚持不上市，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上市所能带来的种种好处，但却更容易坚守“以客户为中心”的核心价值观。反之，如果选择了上市，在拿到快钱助力高成长模式的同时，也同样会面临万科、阿里所遭遇到的囧局。

 

企业家，都行走在漫漫修行的路上，危难重重和种种诱惑面前，坚守核心价值观，何其之难。而唯有守得住，企业才能走得远。我讲明白了吗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