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度设计丨为何你的制度不能顺利执行？

导读

为什么你的制度不能顺利执行？很多时候，都是忽视了“制度的控制变量”造成的。如果制度的控制参量和内在机制设置不科学，即便强力推行，过程肯定别别扭扭，结果可能事与愿违。

 

在大多数制度中，都存在着一些大大小小的“数字”，譬如说，请假时长、奖罚金额、提成系数、分配比例等，这些“数字”有个专门名称——“制度的控制参量”。控制参量可不是随便赋值的，更不能靠感觉、凭经验、拍脑门，而是需要严谨而细致的科学计算，否则失之毫厘、缪以千里。

 

由于控制参量决定着嵌入制度当中的“内在机制”怎样触发、何时触发，因而相当于“内在机制”的控制阀。如果制度的控制参量和内在机制设置不科学，即便强力推行，过程肯定别别扭扭，结果可能事与愿违。

 

我们再来看另一项“男女公用电话亭”的管理实验。

有一个管理学者，在德国、美国和中国各选了一个公用电话亭，在电话亭的两边分别标上“男、女”二字。德国人见到后，很自然地男女分开使用，即使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，也绝不去违例；美国人见到后也会照办，但在一边排队一边空置的情况下，则会灵活变通；而在中国，几乎所有人都视若无睹，“男、女”二字如同虚设！

 

某些学者因此大发感慨：啧啧，国人素质如此低下，对规章制度如此漠视，缺乏敬畏之心，怪不得中国企业管理水平如此落后了。

 

 

且慢！让我们继续做两个“头脑实验”，继续合理地推想一下：

 

假若在繁华街区的两个垃圾桶上分别贴上“男、女”二字，德国人、美国人还会遵章守法、循规蹈矩吗？假若在公共卫生间的两边门楣上分别标注“男、女”二字，中国人还会视而不见、我行我素吗？

 

“男女公用电话亭”的规定中国人不遵守，“男女厕所”的规定中国人会自觉遵守，为什么？不是中国人素质低，而是中国人对制度合理性的要求更高，碰到那些“神经短路”的规定当然置之不理了。

 

对这一故事的反向诠释恰恰说明，由于文化背景差异，欧美人和中国人对“坏制度”的容忍底限和应对方式是完全不同的。事实上，顺着历史的脉络向前捋，不难发现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强调的是“恶法亦法”，古中国哲学家墨子宣扬的是“法不仁不可以为法”。

 

因而在中国，比制度更高的是仁义道德，是天理人情，一项制度出台，国人首先自己做裁判，判断制度是“好”是“坏”，然后再说执不执行。

 

如果制度“不仁不义”，国人就会抵制，只是方式很特别——“钻空子”、“找漏洞”、“打擦边球”，“上有政策、现有对策”，用太极功夫将制度的威力化解于无形。

 

所以在中国，制度的制定需要更高的水平，一项制度如果为众人藐视，执行不下去，需要面壁思过的恰恰是制度的制定者：为什么不能制定出“精巧、灵动、自运行”的制度？为什么不能制定出让人们愿意遵守、乐于遵守的制度呢？

 

这正是中国独特的制度伦理、制度文化，脱离了这个国情，那些所谓“放之四海而皆准”的普世制度，到了中国，往往会“皆不准”。而制度的伦理、文化、习俗等，与各项制度一起的总和，即“体制”。

 

管理制度设计的核心要义，说到底，可以概括为六个字：利益，机制，体制。”管理制度设计的主旨，是要设计出‘可以自动执行的制度’，而制度能否自动执行，最简单的判断标准，是否尊重了‘利益’？是否遵从了‘机制’？是否遵循了‘体制’？”

 

利益，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人类社会发展最本源的驱动力，“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，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”。制度一旦脱离开利益，被羞辱的一定是制度，即便是基本的考勤制度，也要与奖罚、与利益挂钩，否则写入再多神圣口号，植入再多普世高调，也会如兔子尾巴——长不了。利益是制度设计所必须建基的物质基础。

 

机制，是企业能“活下来”且能“活下去”的内在机理，是企业发展和运动变化的自身规律。机制是客观的、必然的东西，不管人们知道不知道、承认不承认、喜欢不喜欢，总是以其铁的必然性在背后起作用，只要条件满足，就会产生“必然的动作”。人们可以认识它、发现它、利用它，将其作用机理引入到管理活动中，却不能创造它、修改它、废除它，机制是制度设计所必须把握的客观规律。

 

体制，简单地说，就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各种制度的总和，既包括各种正式制度，譬如法律法规、规章条例，也包括各种非正式制度，譬如习俗惯例、伦理道德、大众化行为方式，还包括各种制度环境，譬如历史渊源、文化观念、风土人情，彼此间相互兼容、相互补充、相互协调，共同融合成一个有机整体。制度和体制都可以人为设定，但变制度易，变体制难，体制是制度设计所必须考虑的宏观环境。

 

利益、机制、体制，少考虑哪一样，制度都做不到“自运行”。